惡魔中的《貝九》

傳説中的『黑色貝九』

友人談及福凡格納 (Wilhelm Furtwängler) 和柏林愛樂二戰時在德國的音樂會錄音，他是「福迷」，問我有没有聽過『黑色貝九』。我没有聽過，但很想聽聽。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福凡格納和柏林愛樂在柏林舉行了一場音樂會，目的是慶祝希特拉五十三歲生日，在場的除了希特拉本人，還有一衆納粹高官包括宣傳部長歌陪爾博士 (Dr. Joseph Goebbels)，當晚的曲目，《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

貝多芬的『歡樂頌』和納粹德國，格格不入。

Archipel 有『黑色貝九』的錄音，但據聞音色奇差，「炒蛋」之聲不絕，根本聽不到音樂本身的味道，但不要緊，因為那一晚的《貝九》，不單是聽福氏的演繹貝多芬的名作，而是他和一衆人樂師在群魔中對光明之日的期待，那晚的『歡樂頌』是一個預言，歡樂不在當下，而是在未來。

我還没有聽過那個版本的《貝九》，惟福氏在戰時都有不少的音樂會，昨天在『波斯富唱片』找到一個俄羅斯版的《貝九》，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柏林的現場錄音，音樂不算理想，有些沙啞，但這是七十年前的錄音，算是非常的好了，尤其第三樂章的 adagio molto e cantabile，背景相當寧静，聽得很舒服。今天整個下午獨個兒躲在家裡聽音樂。

柏林愛樂的演奏流麗迷人，很震撼，也像絲綢般的細緻。尤其知道那是戰時的柏林，音樂會裡掛着的是納粹的卐字旗，那感覺特别不同，音樂猶如在惡魔中表現聖潔的人文精神。福凡格納選擇留在柏林，後來被受争議，但我覺得一個愛音樂的人，一個可以把『歡樂頌』演繹得那樣的聖潔的人，不會是納粹之流。

希特拉在聽福氏的《貝九》時，已經把自己和德國的命運押上戰場了去，他的三百萬雄師在蘇聯接近十個月了，德國佔領了蘇聯西部一大片的土地，但從西伯利亞調過來的紅軍，令德軍没有取得决定性的勝利，史太林格勒之戰 (the Battle of Stalingrad) 將要展開，納粹德國的形勢快要逆轉。

澄明的思考、幽默看永恒

我們對知識的認知是有限制的。對一些不知道的事，我們可以抱着懷疑的態度；對一些不可知的事，我們就不應嘗試認知。例如，「有人在門口按鈴」，這是一個可以驗證的命題，走去門口看看有没有人就可以了。「有人被鬼上身在門口按鈴。」這種命題，我不知道如何引証，我會懷疑，亦從不嘗試去証實。至於「命運要那隻鬼上了那個人身，而那人被鬼上身在門口按鈴」，是不可知的命題，我不嘗試去証實，因為無從証實。

但世上有很多人每天拼命思考「命運要那隻鬼上了那個人身，而那人被鬼上身在門口按鈴」這樣的命題，並以各式（經不起考驗）的理由去支持真的是「命運」要那隻「鬼」上了那人身上到我家來按鈴。有些人又企圖証明「人是 α 創造的」（α 可以是任何東西），有些又説「我們死後會上天堂」，他們注定失敗，陷入胡思亂想中。

我們死後會上天堂? 天堂是甚麽、有甚麽他們都講不上來，「總之就好啦」。也許不喜歡上班的，以為天堂好在不用工作；怕死的人，天堂就必定有永生。死後怎樣是無法可知的（最起碼没有死了的人回來説給我知），而頻死經驗我認為跟死亡是两碼子事。

見過網上流傳一位小學生寫「慰問母親剛逝世的同學」的作品，那位小朋友肆意「惡搞」，大意説，人都死了，都没有辦法啦，傷心也没有用云云，這樣「坦誠」的作品，當然被老師在評語裡駡過狗血淋頭。那位小朋友没有錯，而是刺中人的禁忌，對死亡莫名的驚懼。人畢竟要一死，能坦然面對自己和身邊的人的逝去，以一點寛壞而幽默的態度，比死心眼地「必定」要傷心欲絕，找個哭喪婆來哭足半天來得超然。

人做事要認真，但探求終極、面對不可知的問題 -- 生死命運、天堂地獄 -- 既然這些都在知識之外，我們不妨幽默一點，看遠一點，洒脱一點。皆因我們可以相信，曾經相見，是緣份，一刻相聚，就是永恒；億萬年後，我們可再遇；我們所見的，好的、惡的，只是現像，背後還有别的真實，仰望真實，最終我們可以達至完滿。

我有相聚一刻，再會的可能，人生的完满就够了，那麽世界是不是 α 創造的，有没有天堂可以永遠「唔使做」（不用工作），已經不重要。

為甚麽可以信這些？因為，一、這些可以用理性理解。二、其本質不違反理性。就是那麽簡單。

David Foster 的 St. Elmo's Fire Love Theme，那莊嚴、貴氣、激昂的弦樂、鋼琴和色士風，是年青人對未來和愛情期盼的讚美詩，用來期待一個清風送爽的周末的來臨，最適合不過。在網上找到一個用電子琴 (Electone) 演奏的版本，tempi 較快，耳目一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UIsm-Dvyao&feature=g-hist

人的興起

Jacob Bronowski 和他的 The Ascent of Man。

一年一度，『大開本書會』(The Folio Society) 的續會時候，一如既往，今年購買了四本有趣的書，包括 Glenn E. Markoe 的《斐尼基人史》(The Phoenicans) 和 Amin Malalouf 的《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軍東征》(The Crusades Through Arab Eyes)，又是一個忙於讀書的季節。但我令我最感欣喜的反而是書會的禮物，其中一樣是 Jacob Bronowski 的 The Ascent of Man (《人的興起》)。

《人的興起》是猶太裔数學家 Jacob Bronowski 由一九六九年策劃到一九七二年完成的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紀錄片。緊随着《文明的軌迹》，《人的興起》是以另一個角度去看人類的演進，從人類科學的發展去反思人文明的興起。

而我手上這本同名的書，是該電視片集的文字版。Bronowski 認為電視有它的好處，就是生動，有感染力，把觀衆帶到所講及的地方，也由於主持人的説話，令到觀衆感受到人的活動，而印刷本的好處，則讀者能自决何時停止，何時返回前頁重讀，細意思考、對照書上的内容。而在我來説，電視是被動的，我坐在電視機面前，聽 Bronowski 的闡述，而讀書是主動的，我要一字一句去了解作者的想法，是比較花精神心力的知性活動。我没有心機或者疲累的時候，我喜歡看電視，大多数時候，我較為偏向看書。

甚麽是「興起」(ascent)？Bronowski 説，人類是與别不同的生物，所有其他生物都經過億萬年的演化，令它們能在特定的地方生活，例如高山、海洋，沼澤等。人没有被自然塑造成只能適合一種環境，所以人需要反過來塑造他的環境來令他可以生存，人就能在不同的環境中生存。

人之所以能興起，也因為人有創造力。人能計劃、能發明新的東西、發現新的理論知識。人能够把不同的能力結合，令人類社會在科學、技術、藝術的領域上的發明和創造更趨複雜更見深刻。人的才能就是其興起的原因。

東京的螢光

『manu a manu』都算是我最近聽得最多的大碟。有次帶了此碟去「胆皇」試機，出來的音色難聽之極，甚覺「無瘾」。但那次經驗完全無損我對這張專輯的鍾愛，我真的不覺得那 CD 的錄音差，可能是不適合胆機了吧。今天我的心情很「夜晚」，所以又拿了『manu a manu』出來播。

怎樣是「夜晚」的心情？大體是 breezy、cosy、jazzy 吧。晚上在整潔的街上，微風輕拂，很舒服的感覺，啊，還有一點爵士的節拍，音樂不可太「黑」，不要 New Orleans 的渾身解数，大開大合，又不用 Big Band 大鑼大鼓，而是流行歌的樂曲，加一些愛的點滴，很 urban 的輕快而雅俗共融的 jazz 感覺就够了。

幻想一下，東京 Skytree 落成，在旁邊的隅田川上一片萤光，人在川邊那裡懶洋洋的散散步，就是那種感覺了。『manu a manu』 裡有一首歌，《tokyo hotaru》(東京的螢火蟲)，緩緩的弦樂，平淡的歌聲，中間間場的那一段演奏，是多麽的「夜晚」，多麽的 breezy、cosy 和 jazzy，覺得靈魂都飛了出來。明天是假期，可以遲點睡覺，多享受夜静的氛圍。

文明的軌跡

看英國的紀錄片，是賞心樂事。電視最近（明珠台星期五晚上八時半）播映的 Art of Germany 令我回憶一九六九年英國廣播公司和藝術史家克拉克勲爵 (Kenneth Clark) 拍攝了一部傳世之作《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文明的軌跡》由野蠻人侵入羅馬，文明的承傳還是滅亡只是「一線之差」(by the skin of the teeth) 講起，到二十世紀後期英雄的物質主義 (heroic materialism) 堀起作結。英雄的物質主義，那是我們的時代，衆神皆要讓位給馬門 (Mammon) -- 財富之神，如同公元之初，雅提美斯 (Artemis) 要把她女神的寶座讓給聖保祿帶來的猶太人上帝。

克拉克勲爵是蘇格蘭人，也是天主教徒，他肯定教會在文明史中的重要角色。整部紀錄紀片就是他一人的讀白，動聽的口音，抑揚頓錯的説話，温文爾雅的紳士風度，雖然他在片集裡的行動有點生硬，始終他是歷史學家，不是演員。博學多才，睿智，由他口中道出來的文明史，有筆墨難以形容的氣度，最後他以一個「老餠」 (a stick in the mud) 的自白，結束這段近二千年的旅程：

秩序比混亂好，文明比野蠻好，寛恕比仇恨好，禮貌較粗鄙好，人的同情心比意識形態來得重要，自然一體，萬物皆兄弟姊妹。 

在英雄的物質主義之中，雖然我們的時代創造了豐盛進步的新世界，但純粹的物質主義並不自足，馬克斯的共産主義並未能為我們提供後物質主義的出路。他末段讀了葉慈的詩，結論是悲觀的。看看今天的情况，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重看《文明的軌跡》，仍深具啟發性，這部紀錄片亦是我學習歷史進程的基準。

甚麽是文明？他認為難以定義，但當你看到文明足跡，定可知道這是文明。文明給予人類有心靈的富足，有創造性的活力，期創造品經得起考驗並能啟迪人群。然而，信心的喪失，比槍炮戰争對文明更具摧毁性。

這部傑作啟發不少後來者。藝術評論家高凌斯 (Matthew Collings) 因應克拉克的個人觀點，踏上了他的藝術之旅，二〇〇七年，Channel 4 拍攝了《這就是文明》 (This is Civilisation) 。一個世俗化的進程，高凌斯走訪世界，找出藝術如何塑造我們的的歷史文化。他描述了一個人文的世界，人性的光明和黑暗，旅程不但在時空上伸延了克拉克勲爵作結的終點，也擴闊超越了藝術裡古典美學的金科玉律，人在「後宗教時代」抽象的藝術創造，表達的不止是美，而是惶恐不安。 

當代的抽象藝術 (abstract art)，更甚的是裝置藝術，甚至一磗一瓦都是藝術，是我們表達被工業科技被污染了的心靈的吼叫。

我們怎樣可以在物質的牢籠、工作的囚禁中解放出來？怎樣可以重歸自然？怎樣找尋摩登時代的自我？個人自我的表現，還是藝術嗎？還有感染人的能力嗎？我有點不安了。看了地上的一塊塊磗頭堆砌成的「藝術品」後，我釋然了，他們連甚麽是藝術都分不到出來，就索性不去分辨了。而我没有他們的憂慮，因為我好肯定我能。

雖然聽似過時，我仍欣賞克拉克勲爵一個「老餠」 的自白。

香港小姐裡的木長凳、樹木和街道

居住美國的朋友突然傳來一則電郵，説 Un Banc, Un Arbre, Une Rue 一曲百聽不厭。那首樂曲，聽了幾十年，太膩了吧，我想。姑且由頭到尾聽一遍，好的音樂原來仍舊動聽非常。

Un Banc, Un Arbre, Une Rue  (一張木凳、一株樹和一條街道) 是一首法文的抒情歌，1971 年由代表摩纳哥的女歌手 Séverine 演唱，奪得Eurovision 歌唱大賽的冠軍，歌裡嘆息的是美好的童年逝去。1973 年 Paul Mauriat 把 Un Banc  重新編排，把情歌譜成莊重堂煌的樂曲，由樂隊演奏，成為香港小姐的主題音樂。從此每年春夏之際，我們在電視上就聽到那首情歌的變奏。

Paul Mauriat 何許人也？他是法國作曲家，他的 Love is Blue 繞梁三日，無人不曉。但人們認為 Mauriat 缺乏深度，只配稱為樂匠，不是真正的音樂家。而我只知道一個優雅的年代，音樂必然優雅。Paul Mauriat 就是屬於優雅的時代。那個時候，音樂陪襯着的是趙雅芝、孫泳恩、張文瑛、張瑪莉，漂亮明媚的人，樂韻倍添貴氣，卻必後無來者。

細聽 Un Banc，彷如 Mauriat 要透過音樂對那群女孩子説，是啊，童年逝去了，放下年少的無知吧，女孩子要變得成熟世故了，準備踏上未來的康莊之路，是音樂的升華境界。

出塵的美麗

最近友人到訪，他是一個古典樂迷，也是一個人生教練，閑談間才知道他居然在供讀一個歌劇的遥距學位課程 ，是英國 Rose Bruford College of Theatre & Performance 的 BA (Hons) Opera Studies，真是發燒得很。早前認識了幾個古典樂迷，已經令我相當發燒，再被他「交叉感染」，燒上加燒。

今天走去領取 Gramophone 雜誌時，發現了 Chandos 出版 London Mozart Players 演奏愛爾蘭作曲家、鋼琴家菲爾特 (John Field) 的 4-CD 鋼琴協奏曲全集，又不能自拔地買了下來。

菲爾特是蕭邦 (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 同代的人，他的夜曲 (Nocturne)，如詩如畫的音律，給這位鋼琴詩人不少的靈感。夜曲這種曲式，也被蕭邦發揚光大。菲爾特的音樂也影响了不少浪漫時代的作曲家如舒曼、李斯特甚至布拉姆斯。

今晚没有課堂，留在家裡聽了他的第一、二鋼琴協奏曲。菲爾特是「浪漫時代」的人，但他的作品相當的「古典」，愛爾蘭鋼琴家 Míċeál O’Rourke 輕盈亮麗的鋼琴， London Mozart Players 充满時代感的信心和節拍，一時是皎潔的月夜，一時是喧閙的市街，一時是寧静的湖邊，音樂真的好聽得不得了，有點莫扎特的影子。不知何故，蕭邦總跟我有點距離，但菲爾特卻是出奇的親近，在腦海中幻化成的景色既綺麗又平和，音樂又是多麽出塵，何等美麗。協奏曲是一幅顏色淡然，開始迷糊的威尼斯風景畫作，古典的工筆似要被一點兒浪漫的露水化了開來，但筆工仍舊细膩，中間有些舒曼，結尾仍然是貝多芬。

神的生活

上星期一跟自由學者潘敬泰先生學習哲學，聽他個人對於宗教和科學的觀點。本來八時十五分下課，談得高興，十點才結束。潘老師説及天堂，他認為心境愉快，無所憂慮，能够放下，不貪婪，就可平安快樂，身在凡塵，人就已在天堂，一念就是天堂。人如果满腦子是不安，惶惶不可終日，每天就是担憂、咒駡、不满，雖身處人間，心已下地獄，一念如堕地獄。

為甚麽二十世紀知識份子遠離宗教，我曾有一番假設。世俗化的進程，人類生活的改進，一個普通人可以擁有的，比以前的帝皇大君的更多。只要你生活在文明之地（世俗化的知識份子大多在歐美等地），你就有冷氣機、抗生素、潔凈的食水。幾百年前，無論你如何有錢，炎夏之日，都無法彈指之間可以令家裡變得清凉；任你如何有地位，聘用天下名醫，身體發炎已是不治之症（那是還没有细菌的觀念）；縱使你智慧非凡，都不能享用水龍頭出來的清水。我們平民的生活，對他們來説已經是神的生活，夫復何求。

宗教裡的天堂地獄，是給没有當下的人的，他們只有依靠來世來慰籍，只要你讀一下古時的人的生活，就明白他們的當下就如我們想像的地獄。當你已擁有當下，你在愛人 舒適的家裡，和她食一頓好味、清潔、合意的晚餐，喝一口甘甜的自來水，暢所欲言，没有秘密警察上門把你拿下，夜深了，吻别愛人，獨自歸家去，夜闌人静，你不用担心被人搶劫，還有通宵巴士，累了，在車上小睡片刻，明天繼續上班賺錢。這是古代的人認為不可思議的人生，古希臘人創造的宙斯、雅典娜，肯定没有我們活得那麽好。你物質上满足，覺得安慰，剩下來的就是你心靈内是否也感恩，那一念帶你到天堂還是地獄。這樣一來，宗教於人的地位，難免式微。

回程在巴士上，發現電話裡竟然有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一聽之下，驚覺古人超越的宗教感覺，應該就是如此了。

朝比奈隆的貝八

卡拉揚和朝比奈隆的貝多芬，各有千秋。

之前的馬勒音樂會中，友人跟我説，喜歡貝多芬、莫扎特的人，不會像一個馬勒迷喜歡馬勒般那麽沉迷的。的確喜歡（應該説成迷戀）馬勒的人真的有如入魔，把馬勒的音樂像神一樣膜拜。我還未到這種境界，還是鍾愛貝多芬。這陣子，真的很想聽貝多芬 (craving for Beethoven)，聽過港樂的現場演出，回家聽卡拉揚的，意猶未盡，想找 Klemperer/ Philharmonia 的版本，但竟然找不到，就走去信昌唱片，買了 Tobu Recordings 朝比奈隆的貝二、五、七、八、九。唉，每次到信昌都要破點財。

這是是朝比奈老師指揮倉敷音樂節樂團（倉樂，下同）的現場錄音。急不及待，聽了《貝八》。《貝八》如一個小妹妹般站於巨人般的貝七的身旁，很是親切。在朝比奈隆的指揮棒下，《貝八》也是波灡壯闊。

朝比奈隆 (1908-2001) 是老牌的指揮，是「神的時代」最後的代表人物。他雖然是日本人，卻有純歐洲的感覺，曾取經於福爾梵格 (Wilhelm Furtwängler)，他的演繹工整、漂亮，不徐不疾，我最愛這樣的演繹。惟倉樂並不是柏林愛樂，他們不是一隊完全的專業樂團，樂師都有自己的工作，不能時常一起練習，而且這個版本是現場錄音，不可重彈，音色技巧上難免有不善的地方 (some untidiness)。音色和美學上而言，柏林愛樂無可争議，那弦樂柔潤的音色真的美麗得近乎完美，倉樂始終有點硬，技巧上難以媲美。但朝比奈隆也能也把《貝八》這個小妮子莊重地展示於聽衆之前。

相比卡拉揚，朝比奈隆的相當克制 (restrained)，稍為托拉一點的音，令音樂的平衡感很微妙，出奇的好聽，某些音符裡還有一點兒的「田園」的味道。他没有卡拉揚的氣度卻龐大，也没有卡氏動態那麽廣闊。他的慢（應該是合適的速度）對照卡拉揚的快。有時覺得卡拉揚演奏太快了，這是他的「特色」。

再聽一次，朝比奈隆的《貝八》，我仍是愛不釋「耳」。

醍醐之味

到友人家裡共聚，談天説地，品嚐 2007 年 Emmanuel Rouget 的 Vosne-Romanée 和 1998 年的 DRC Echézeaux。Emmanuel Rouget 是勃艮地釀酒之神 Henri Jayer 的侄兒，Henri Jayer 的 Vosne-Romanée 如王母蟠桃，千年難遇，有錢都買不到。要嚐酒神之味，就只有寄望他的傳人。Emmanuel Rouget 用到「酒神的侄兒」之名，令人期望相當高，希望越大，失望可能越大。

Vosne-Romanée 酒色晶莹如寶石，開瓶不久，一試酸味仍重，一個小時之後，那酸味减低不少，含蓄的果香才徐徐散出，輕柔的 berries，恰當深沉的香氣，在口中有點異國的香料之味道，餘韻仍帶一點酸意，而且不長亦不短。這是一支很高水準的新酒，但你説是不是我的首選，我會猶豫。

DRC - Domaine de la Romanée-Conti, 神話般的酒莊，今日嘗試她的 Echézeaux，是 DRC 的「小弟弟」。DRC 的 Conti，被人奉若神明，炒至天價，供應亦非常有限，每年都要配給，一般人能够買到的，都不是好年，往往是經濟低迷時的貨式。98年的 Echézeaux 色澤已經混濁如葡萄汁，見証葡萄酒跟歲月的變化，Pinot Noir 的味道一樣是勃艮地一貫的大方世故，没有菱角的細膩芳香，是草莓、是蜜糖，没有酸味的酒中是千滋百味， 就是有很多的東西，難以言喻（對不起，我從來都喝不出那些複雜的味道是甚麽），Burgundy 的名釀，有若牛奶般的口感，餘韻芳醇持久，醍醐之味，應該就是如此。再問問價錢，葡萄酒始终是葡萄酒，值得與否，見仁見智。

主人家的小女兒，一向覺得她成熟得很，今天在家，見其天真一面，和她玩了一晚，賞心之事，比名酒美食，更令我開懷。

音樂感覺

個人不太喜歡中樂，一來因為我覺得中樂的聲音「刺耳」，没有西洋音樂的和諧，這是自小對音樂的感覺，不是品評中樂好壞；二來長久以來中樂一向只有小調，没有長一點完備的樂曲曲式（現在已有所改變，我想是因為受了西方音樂的影响。唯潮流是當代的中國作曲家偏偏多創作無調性 (atonal) 的現代作品，古雅的中樂反而少了）。

中國的音樂裡我説的「刺耳」是怎樣構成的呢？如果你懂彈鋼琴，只彈（掃着）琴上的黑鍵，即那些「升降調」(sharps and flats)，縱使你胡亂掃着，都會有中國音樂的「效果」。

單單敲打白鍵 (譬如 middle C)，再彈右手邊的黑鍵 C-sharp ，跟 middle C 的音相比，音色是「怪怪」的，我重來都不喜歡太多「升降調」的樂曲，所以我不太喜歡中樂。Sharps 與 flats 用來襯托很好，我很喜愛而且耳熟能詳，巴哈 (J. S. Bach) 的《安妮馬特蓮娜筆記簿》(Notenbüchlein für Anna Magdalena in G major) 裡的小步舞曲 (minuet)，就是一個精彩的例子。

用升降調子成為音樂的主調，雖不是我的所愛，是很有獨特的風格。所以中樂的曲調也偶爾有我愛的作品，尤其是電視劇中的中樂歌曲，下回分享一下。現在聽一聽 《安妮馬特蓮娜筆記簿》的小步舞曲，我第一首學彈奏的巴哈的樂曲。這個是 harpsichord 和樂團的版本，不是鋼琴版本，層次更多，一樣動聽。

久違了，東京站 （下）

丸の内駅舎（丸之内大厦）是紅磚灰頂的大正建築。 (Japan Times)

丸の内駅舎被包裹着五年，今日重開。（朝日新聞）

今天是新東京站開幕的日子，颱風吹襲東京，看來要改期了。

東京站有一座紅磚石瓦的百年建築，丸之内大厦 (丸の内駅舎)。在戰争期間，建築物的南北屋頂和屋内的裝飾完全遭到破壞。二〇〇七開始的修復工程不但要把大厦的結構現代化，還要把那两個圓頂重建。圓頂是石製的，重建用的是三一一海嘯地區宮城県石巻和登米市的粘板岩 (slate) 灰色石磗。海嘯期間，有数萬枚被冲走了，那裡的工人要續一枚一枚拾回來冲洗，工程浩大。東京站還有一個美術館和一家酒店。這五年來路過站内都是急急離開，没有細心留意重修的情况。

新東京站内保留了舊有的紅磚。

酒店内的螺旋楼梯。(Photos courtesy: Japan Times)

丸の内駅舎於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落成。大正時代只有短短十四年，没有之前的明治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没有像之後的昭和，日本經歷戰争起跌敗部復活，但大正是日本進入工業時代的時期，正式進入現代國家的時代。由於日本人對西方知識的渴求，大正的西洋風貌，非常的濃烈，也非常的有味道。大正的西洋公館，多由木的横樑、石磗白牆、簡單而恰當的擺設和裝飾散發出來，那種份量，自然流露。

紅磚、白石、灰瓦，大門前的松柏，透着「美麗年代」的風華，大厦雖然寛闊，但不巨大，房間的楼底也非高不可攀，那是東洋的内歛，也恰巧是文藝復興時代，人把古典羅馬過去碩大無朋的建築傳統抱諸腦後，返回「人是萬物的尺度」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希臘哲學家普羅特歌拉斯 (Protagoras) 的名句的一種解讀。丸の内駅舎保存人作為建築的尺度這高度文明的質素，即是，大厦是給人用的工具，建築的美學是給人欣賞的東西，不是讓人敬畏的神殿，不能背離人的觀點那個主軸。

重新裝修了的東京站酒店。（Japan Times)

十月三日，東京站酒店重開，繁華雅致的景象，又要在那個被摩天大厦包圍着的東京中心重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