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遊夜思

如果有時光機，我腦袋的記憶就是一部時光機。節日熱閙過後，獨坐夜思，神遊歷史。

到巴黎，永遠是半醉狀態，不勝酒力，但偏偏每一餐都要喝酒，連甜品都用酒做， 微醺之下，寒風冷冽，獨個兒漫步到羅浮宮，第一次到羅浮宮，甫一步入花園，眼下一坐法國古典主義的磐石，氣勢磅礴，偉大的建築，但那是一種專制的壓逼。 一個醉了的人，情感凌駕理性，那份巨大的感覺，居然令我哭了出來，腦海裡泛起羅文高亢的歌聲唱着《長城謠》。

凱旋門、香榭麗舍，拿破崙十萬雄師，豈及紫禁城前，陳兵百萬？秦疆萬里，長城連横，又是那樣的光景？

在八達嶺上，二月時份，蔚藍的天空，晴朗的天氣，爬到最高一處，寒風撲面，是烈風般的風，簡直不能抵受，不消一會，要躲入城内，那一刻，思想跑到千百年前， 感受城上看守着中原大地的兵士。天朗氣清，我不能站城上一刻，如果冰天雪地，離鄕别井，士兵站在城樓之上，此生可能無法回去再見家鄕，再見挚愛的人，那是怎樣的心情、怎樣的感覺？人，多麽渺小，真的要謙虚一些。

舊日城上個個好漢，當中幾多我姓.......

Ma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克拉克勲爵 (Kenneth Clark) 在他的傳世之作《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 裡説，文藝復興時代，那些令翡冷翠成為歐洲最富裕城邦的羊毛商人、銀行家、虔誠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住在幽暗堅固的大宅裡。那些大宅足以防御經常發生的氏族 爭鬥和動亂，但人們也許不明白，置身那些冷冰冰的大宅之間，有一座輕盈俐落的小聖堂 —— Pazzi Chapel，跟它之前的歌德式教堂巨大無朋，有着天壤之别。為甚麽有這樣的轉變？克拉克勲爵認為可以用古希臘哲學家 Protagoras 的一句話予以總結 ——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 人是萬物的尺度。

Pazzi Chapel 由 Brunellesco 設計，他是有名的人文建築家，但一個時代的建築風格，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來。這種簡單而大小恰到好處的建築，正是「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一個見証。經歷 了羅馬和歌德時代的巨型建築，到了文藝復興，人終究明白，建築不是給神用的，而是給人自己用的，因此建築物的規模大小必須符合人所需要。文藝復興的現實主義者澄明的頭腦裡，没有渴望高不可攀的大教堂，而選擇了如像 Pazzi Chapel 精緻舒服的小聖堂。

Protagoras 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意思來自他本是一個相對主義者，認為世上没有絕對的對與錯，個人就是量度一切的尺度，個人可以决定一切的對或者錯。但正正也由於這樣， 人類也就是萬物的尺度 —— 因為我認為人類渡過了黑暗時期，他們的建築、繪畫、行事都反映一個實在的文明，一個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本的時代，這是人個人的選擇。

克拉克勲爵對文明的探視終於六十年代，正值蘇聯和西方冷戰的高峰，西方有可能再次經歷野蠻人攻入羅馬，文明命懸一綫的命運，所以他對文明世界的未來結論有點悲觀。當代人對克拉克經過的文明軌跡，已經不以為然，認為他「老餠」，認為他只有狹隘的西方歷史觀，只有西方的學識，西方的藝術，西方的潮流才能成就豐富的文明，才可拱拖心智生命。藝術評論家高凌斯 (Mathew Collings) 更伸延那位蘇格蘭的藝術史家的文明之路到二十一世紀，創造了《這就是文明》(This is Civilization)，對文明作出不同的解讀。這個時候，重温 Civilisation，看人類文明的堀起，理解人怎樣成為萬物的尺度，我從不覺得他過時。

 Ma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惡魔中的《貝九》

傳説中的『黑色貝九』

友人談及福凡格納 (Wilhelm Furtwängler) 和柏林愛樂二戰時在德國的音樂會錄音，他是「福迷」，問我有没有聽過『黑色貝九』。我没有聽過，但很想聽聽。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福凡格納和柏林愛樂在柏林舉行了一場音樂會，目的是慶祝希特拉五十三歲生日，在場的除了希特拉本人，還有一衆納粹高官包括宣傳部長歌陪爾博士 (Dr. Joseph Goebbels)，當晚的曲目，《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

貝多芬的『歡樂頌』和納粹德國，格格不入。

Archipel 有『黑色貝九』的錄音，但據聞音色奇差，「炒蛋」之聲不絕，根本聽不到音樂本身的味道，但不要緊，因為那一晚的《貝九》，不單是聽福氏的演繹貝多芬的名作，而是他和一衆人樂師在群魔中對光明之日的期待，那晚的『歡樂頌』是一個預言，歡樂不在當下，而是在未來。

我還没有聽過那個版本的《貝九》，惟福氏在戰時都有不少的音樂會，昨天在『波斯富唱片』找到一個俄羅斯版的《貝九》，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柏林的現場錄音，音樂不算理想，有些沙啞，但這是七十年前的錄音，算是非常的好了，尤其第三樂章的 adagio molto e cantabile，背景相當寧静，聽得很舒服。今天整個下午獨個兒躲在家裡聽音樂。

柏林愛樂的演奏流麗迷人，很震撼，也像絲綢般的細緻。尤其知道那是戰時的柏林，音樂會裡掛着的是納粹的卐字旗，那感覺特别不同，音樂猶如在惡魔中表現聖潔的人文精神。福凡格納選擇留在柏林，後來被受争議，但我覺得一個愛音樂的人，一個可以把『歡樂頌』演繹得那樣的聖潔的人，不會是納粹之流。

希特拉在聽福氏的《貝九》時，已經把自己和德國的命運押上戰場了去，他的三百萬雄師在蘇聯接近十個月了，德國佔領了蘇聯西部一大片的土地，但從西伯利亞調過來的紅軍，令德軍没有取得决定性的勝利，史太林格勒之戰 (the Battle of Stalingrad) 將要展開，納粹德國的形勢快要逆轉。

精神的貴族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後的精神貴族，最偉大的文學心靈

駕車時收聽香港電台一台的《一分鐘閱讀》，十分精彩，李怡先生簡單地講論一下班雅明最後期的一本作品《柏林童年》。評論家稱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做「二十世紀最後的精神貴族，最偉大的文學心靈」，也許「在於他的思考與文字實在難以歸類，既獨特且神祕：他博學多聞，但不能稱之為學者；他關心文本與詮釋，但不能稱之為語文學家；他熱衷神學，但又不能稱之為神學家；他寫了不少書評，卻不能稱之為文學評論家；他什麼都是，卻什麼也不止是那樣。」就是因為班雅明「難以歸類」，所以我對他沒有稱謂。

班雅明不要做世俗所認為的「有用的人」。「做一個有用的人，於我似乎永遠是一件醜陋不堪的事。」他渴望穿越名家的虛銜，當一個如他筆下「漫遊者」，「在支離破碎的微賤現實之中，捕捉歷史的面目」。 

當時我想，我倒像 Walter Benjamin 啊。一刻的理智令我笑了出來，我再自大都不可以這樣想吧。如果用「像」來聯繫 Walter Benjamin 是不折不扣的 hubris，倒是我說自己是他的「仰望者」，一個在城市街道上步行找尋城市的本質又經驗城市裡面的一切，成為一個 flâneur，猶如班雅明所說，在街上漫步，一個劫匪忽然跳出來令你一刻驚奇，這樣就貼切而稱心。

班雅明於 1940 年自殺身亡，《柏林童年》由 1932 年動筆，到 1938 年定稿，接近他人生的盡頭，許多人因此認為這本書是他自己人生的回顧。日本大文豪川端康成曾經說，自殺是天才唯一的歸宿（川端老師本人當然貫徹始終，以瓦斯氣自殺死亡），所以我們不應對班雅明的自殺感到奇怪，反而要當成是一種釋懷。這種天才對人生解讀的悲觀，吊詭地令那些文字貴氣得不可高攀卻又充滿挑逗。我看到的唯一的樂觀和感到欣慰的，是我只是一個愛上文字的平凡人，不要期望我有那份天才的勇氣。

李怡先生又說，《柏林童年》「純以散文寫就，好讀易讀，卻處處耐人尋味。識貨的人看出精彩之處，從濃濃的童年鄉愁之中，撥尋出班雅明的文學實踐之道；初入門的人也看到熱鬧，1900年前後柏林老西區商店 街的人物、色彩、氣味、聲音、光線，歷歷如縷，宛如就在眼前。  」

週末過台灣渡假，要到誠品買來一讀。

擁抱極古極今極未來（一）

擁抱極古極今極未來。

我想談一下歷史在人生裡很重要，也說說當代科技帶來的好處，當然不能少了對未來的期盼，並以音樂的旅程來串連過去未來。

過去、現在、將來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可以怎麼擁抱它們？為甚麼要擁抱它們？又為甚麼加上一個「極」字？心裡有了意念，在立論上通達無誤（至少把謬誤減至最低）要點時間思考，轉化成文字也要選擇適合的辭彙，所以這會是一篇長文，如《信仰的本質》一樣，要分開幾天登出。

感性的部份之前要先把技術層面的東西釐清解釋一下。

過去、現在、將來這三個「狀態」中，只有過去是真實的，哲學家李天命先生的「事件實在論 」(event realism) 就是論說，過去發生了的事，是真實的，你不能讓它沒有發生，你打破了一個花瓶，可能把它修補到原先的一樣，但「你曾經打破那花瓶」那件事你是不能令它消失，不能修補的，天主也不能令發生了的事消失的。好了，為甚麼我們有「往事如煙」的感覺，好像往事虛幻的呢？只是因為我們自身主觀記憶的問題，那件你做過的事是很清晰的，它是存在的。

「現在」是時光流逝的一條分割線，沒有「霸佔」歷史空間的，所以嚴格來說，現在是不存在的，因為現在就是一刻之前和一刻之後的瞬間，一刻之前，那時過去，一刻之後，那時未來，「現在」無處容身。但我們覺得「現在」多麼的真實，我們就是每一刻都經歷現在，我「現在」不就是在電腦面前打字嗎？現在實情是我們對一刻之前的過去的殘象和一刻之後的未來的把握的感覺。一刻之前的過去，歷歷在目，一刻之後的未來，我們可以幾近肯定其發生，這樣就產生了感官上的「現在」(perceived present)。一個沒有存在的狀態，技術上我們不能說它真實。

未來是未曾實現的，這很簡單，未來亦未真實。說多一點，即使你信命定論 (determinism)，亦無損未來並未真實，因為一切能被預知發生，不等於事件已經發生了，還未發生的事，就是未真實。

說了這麼多，過去是真的意義何在？事件實在意義何在？意義在於肯定人一生的歷史是真的，有宗教人士認為人兩手空空的來到這個世界，也兩手空空的離開，一丁點兒也帶不走，人生是虛空的，那些人不對，無論那個人是多麼的平庸，他的一生多麼的平凡 (uneventful)，他最低限度必定有自己的歷史，他死時並不是空空如也，相反事滿載事件 (full of events) 接踵而來的成功、失敗連貫他個人的故事，在歷史的羊皮上寫下一個真實而無可磨滅的人生。你不擁抱過去，過去其實都不會離棄你。

人或多或少都會懷舊想當年的，懷舊肯定了自己的意義、自己的真實。現在的人不喜歡歷史，把歷史當作「老化」、「骨化」(ossification) 、食古不化、沒有活力、垂死的代名詞。不少人甚至認為一個人不可能認識比自己年紀大的物事（通常的話題是甚麼認識上代的歌手，你就必然是那個年紀的人那種低能的邏輯）。拒絕歷史的人，他們覺得活在當下？還是只有理想？但連唯一的真實都不要了，他們變成一個空的器物。

人是一個容器，放了自己的歷史，也能自由地充盈著其他人物的歷史，人可以仰望、審視歷史的長河中的種種，那是人類文明的真實，你可以愛上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也可能細味撒路德 (Chartre) 基督教文明的殿堂，也看看帖木兒 （Timur/Tamerlane）東征西討浩瀚的歐亞大地。溫柔一點，不妨只聽聽古老的唱片音樂，讀一下唱片內的小冊字，認識一下你聽著的音樂，由文藝復興聽到無調的東西都可以。

我的第一張古典黑膠唱片是 Deutsche Grammophon 的 Signature 平價版 Daniel Barenboim 指揮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的 舒曼 (Robert Schumann) 第一（春天）及第三（萊茵）交響曲。舒曼何許人也？一個中學生怎麼知道，但音樂動聽非常，上了人生第一課古典音樂欣賞課。

來聽一下伯恩斯坦/維也納愛樂的版本。

Symphony No. 1 in B flat major, op. 38 Spring (Frühlingssymphonie) 第一樂章 I. Andante un poco maestoso - Allegro molto vivace.  Wiener Philharmoniker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待續)

孔雀天使

本來想寫多點關於巴比倫歷史的， 偶然觀看了一個本地怪力亂神的「專家」講他的陰謀論的節目（只看了十分鐘，真的看不下去），覺得幾好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借此談一談另一個都是在伊拉克的宗教，作為個引子。

沒有人會把以下的故事（事迹）嚴肅看待的，惟我想講的是，如果要說一個陰謀故事有些少說服力，首先要有點起碼的邏輯、基本的證據。

那位仁兄說（大意如下）有一個好「大鑊」（嚴重）的宗教上的問題，原來在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班基督徒，為數幾千，他們信聖經、也信耶穌的，但他們信的跟主流基督教不同，信徒是拜一隻孔雀的，孔雀是改過了撒旦！不錯，撒旦悔改了。耶穌到來教人悔改，為甚麼撒旦不可以悔改？撒旦悔改了有幾「大鑊」？他的故事就是：這樣就嚴重了，有這樣的基督徒存在，西方基督教國家就不安起來了，想把他們出消滅。因此，土耳其軍隊入侵伊拉克北部，圍剿庫爾德游擊隊，其實西方的目的是要把那班人殺掉。

我覺得這是相當白癡的說法（請注意，我沒有說他的事蹟是假的，我只是說他的故事白癡而且事實性不高而已）。

首先，我想那位仁兄沒有到過伊拉克北部訪問過那些「基督徒」，所以他的資料是第二手的，即除了他之外，有其他人知道並且提及過他們的事蹟的，但筆者在 Google 上找不到那些拜孔雀的「基督徒」，真的要高明指點在那裡能找到那些資料了。

其次，基督教徒有不同的信仰有甚麼稀奇？宗派自古已有 Gnosticism （諾斯底派）、Monophysitism（基督一性論）、Apollinarianism（亞波里拿留主義）等，對耶穌基督的神性地位作出根本的挑戰，不是有幾千人信撒旦改過那麼「小兒科」。而基督教會對於基本教義亦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所以出現了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

信 「 撒旦改過 」 有甚麼影響力，基督教的千年基業居然要害怕為數幾千的他們，政府還要派軍隊把他們殺掉？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你知道基督教會在羅馬帝國的時代經歷過多少異端的挑戰？（我要再找另一個機會談異端了，上面都提及了幾個）。要令人相信西方要殺掉他們，除了證據之外，理據和邏輯上還需要努力。

最後跟理據邏輯無關，只是我覺得奇怪，那位仁兄既然知道有些人要滅絕他們（這是 genocide，可以向聯合國舉報），他為甚麼不挺身而出，還坐在那裡吹水侃侃而談？陰謀論者是一個知道別人遭逢劫難卻就手旁觀的人，還是根本是信口開河？

好了，讀讀我的版本是甚麼好嗎？

有一個源於十二世紀集各家大成的古老宗教信仰，說上主創造了天地也創造了天使 Melek Taus (另一個寫法為 Tawûsê Melek) 等共七個天使，因為造物主只是創造者但祂沒有管理受造的世界，所以也創造了天使來管治世界。Melek Taus 即「孔雀天使」的意思。Melek Taus 有另一個名字 Shaytan 跟伊斯蘭的撒旦同名。

Melek Taus 的事蹟有不同的版本。例如，根據 Encyclopaedia of the Orient 和其他資料，Melek Taus (他們用 Malak Ta'us）因為不聽上主之命被打落地獄，他用了七千年以眼淚裝滿七個壺，淋息了地獄的火，所以再沒有地獄了。另有一說上主命令 Melek Taus 除了上主之外，不向任何人物叩拜，亞當被造後，上主要求所有大天使向亞當叩拜，Melek Taus 不從，因為他堅守上主的命令，上主稱讚 Melek Taus，並委任他為天使長。這些是 Yazidism 的宗教信仰，但都魔鬼無關。相反 Yazidism 沒有地獄，罪惡則藏在人的心裡。

信奉 Yazidism 的主要是居住於伊拉克北部的講庫爾德語言的人，他們不是基督徒，卻由於孔雀天使和撒旦同名，又由於一說 Melek Taus 不遵從上主向亞當叩拜，有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徒認為 Melek Taus 是撒旦，Yazidis 是魔鬼的信徒。

至於有沒有西方國家要滅絕他們？我相信，如果系 Yazidi 宗派的人，就不可能了，因為估計單單在伊拉克，他們就為數就三十萬到六十五萬之間 ，還有旅居其他歐洲和中東國家的十數萬眾。

下回寫一下波斯的 Cyrus Cylinder，一件重要文物的故事。

徹西羅論美好人生

大開本書會版本的《論美好人生》

大衛 (Jacques-Louis David) 的《荷利西亞的誓言》 (The Oath of Horatii) 描述一個羅馬家族的三兄弟向父親發誓對羅馬忠誠而出戰

現時的人講「美好生活」，是低級的華衣豪食。這裡的人富裕，但金玉其外，內裡腐爛變成空虛，以至人不像人。不見那些「豪宅」、「名牌」產品以為美輪美奐，但這些物事用料差品味劣，低劣之情表露無遺。

看看人家裡的書本，可以顯示那家人的靈魂，這裡的人不少家裡滿屋葡萄酒，但除了廁所裡的那本「八卦」雜誌外，屋內一本書都沒有（不得不提，出了電子書之後，空殼家庭的真空可以買部 Kindle 放在家裡來掩飾，但一開口還是掩不了口中言之無物的臭味）。華衣、豪食、金碧輝煌的住所跟「美好生活」完全無關，人們生活裡只要這些，是慘淡人生。

我心裡的美好生活，是如蘇格拉底所言，沒有思考過的人生不值得活下去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又如大史家莫森 (Theodore Mommsen) 在《羅馬的歷史》 (A History of Rome) 所言，羅馬貴族一生簡樸克己 (austere restraint)，地位越高，個人的自由越少，遵從羅馬的習俗，貴族的生活都是嚴謹而素淡的 (a grave and severe life)。

簡樸克己、嚴謹素淡的生活，令我想起法國畫家大衛 (Jacques-Louis David) 的《荷利西亞的誓言》 (The Oath of Horatii)，畫裡描述一個羅馬家族的三兄弟向父親發誓對羅馬忠誠，出戰另一個城邦的家族的三兄弟。灰淡簡單的背景，顯示羅馬人的克己生活，嚴肅的臉孔，完美的男人身軀，男的流露堅定的眼神，保家衛國的決心，而女的在一旁，為年輕的男子出征而黯然神傷。那份精神、力量、決心表現羅馬的光榮，在大衛用色的光與暗之中，散發得淋漓盡致。

今天開始閱讀羅馬大儒徹西羅 (Cicero) 的《論美好人生》 (On The Good Life)，認真地認識這位大儒、大政治家的人生價值。《論美好人生》以拉丁文寫作，言辭優美（據聞教宗格歌利一世 (Gregory I) 禁讀其作品，怕其優美的文筆令年輕人「分心」，不能一心一意學習聖經) ，徹西羅深受歷代哲人儒者稱許。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不止是其優美的文筆，而是他的人文精神。

徹西羅系人文主義者，認為人有理性 (reason)，所以跟其他動物不同。要透過理解人的需要、關懷、慾望才能理解他本性的善良。他認為人自由獨立，可抉擇自己的行事。人有權利，但跟著隨權利的是責任。人類無分貴賤。慈愛、慷慨、善行和公義系維繫人類社會的基礎。這是二千多年前的人所寫的理念，羅馬帝國，果然是人類文明的典範。

《論美好人生》集合了徹西羅的多篇論著。在《拖思卡倫討論》（Tusculan Disputations) 中，徹西羅想帶出一個中心思想，就是道德的善 (moral goodness) 已經足夠令人渡過美好人生，惟道德是否唯一的善？還有其他的善嗎？需要細心的讀和領會。

抗衡改革的堂煌壯麗與謙卑順從（1）

羅馬的聖大瑪利亞教堂（Santa Maria Maggiore）一座五世紀的基督教堂，與當時旁邊異教女神休袼（Juno）的神殿分庭抗禮，展示羅馬基督教會的堂煌壯麗。在建於第四世紀的舊聖伯多祿教堂（the Old Saint Peter's Basilica）於 1505 年拆掉後，聖大瑪利亞堂亦成為天主教會最堂煌壯麗的教堂。

1527 年，羅馬剛剛被叛變查理五世的軍隊侵略，差不多在歷史地圖上「消失」。在北方，新教改革如火如荼。在東方，土耳其人已經來到維也納的門前。天主教會已失去大部份的領地。任何有遠見的知識份子都認為教庭的唯一出路就是面對現實。

但不過一代以後，羅馬教會已重新奪回大部份的失地，重拾昔日的光榮。1590 年工程浩大的新聖伯多祿教堂完成，代表韜光養晦的日子正式結束。

是甚麼力量令一個已經幾近成為歷史的教會重現昔日的光芒? 也許應由最後一位人文教宗悉斯庭五世（Sixtus V）說起，是他恩准了耶穌會（The Jesuit Order）的成立及召開脫利騰大公議會（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令天主教的抗衡改革 （Counter Reformation）得以像北方新教改革般以近清教徒般的意志 （puritanical will)進行。

新聖伯多祿教堂就是抗衡改革堂煌壯麗的象徵，而領導改革的人文主義者不僅都是才情洋溢，其謙卑順從，令羅馬從藝術、靈修的影響力傳之後世，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梵蒂崗第一次大公會議（First Vatican Council）為止。這就是抗衡改革裡的堂煌壯麗與謙卑順從。

（待續）

羅馬帝國的衰亡

收到了大開本書會（Folio Society）版的《羅馬帝國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下稱《帝國衰亡》）第一至四冊（大開本書會版共八冊），馬上細讀。

《帝國衰亡》是英國大史家傑本（Edward Gibbon）的傳世之作。傑本生於英倫，悶在牛津，負笈瑞士，師成新教加爾文牧者，深受法國哲學熏陶，治史亦受羅馬大儒徹西羅（Cicero）、史家泰徹特斯（Tacitus）的啓蒙。《帝國衰亡》力量之重，研究之深，前沒有古人，後難有來者。傑本重史實，註腳八千，洋洋洒洒，由安東尼帝王（Antonine Emperors）開始，寫到1453年康士坦丁堡淪陷，跨越一千四百年。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

要讀《帝國衰亡》才能了解文明的力量。明白野蠻人侵略羅馬，古都淪陷，為甚麼文明卻歷久不衰。當然能明白，現在反智野蠻人入侵文明，為甚麼我無懼現在的文明如當年羅馬失陷般，文明被淹沒（克拉拉勳爵（Kenneth Clark）說當時離文明滅亡只是「一線之差」 （by the skin of the teeth）），因正如羅馬帝國史給我啓示，偉大的文明是不易覆亡的。帝國衰亡也要經歷一千四百年，而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方才由啓蒙時代、文藝復興，把羅馬的遺產帶到高峰，文明比羅馬更燦爛、更輝煌。

當下野蠻人，失語反智，爭做白癡，整天在電腦面前，一事無成。人類文明看來危在旦夕，惟看羅馬文明，一而再、再而三，力挽狂瀾，就知野蠻反智，雖然來勢洶洶，但我們亦無須害怕。

我覺得自己像電影《氣蓋山河》（The Leopard）裡的畢蘭加士打（Burt Lancaster），面對時代的洶湧巨濤，從容不逼。在一眾蠻人之中，拿著傑本的偉大史書細讀，觀賞歷史洪流，潮起潮落，不亦樂乎。

Gordon Brown

Gordon Brown is of course no Winston Churchill. But some temperament of a prime minister of Great Britain appears the same. In the annual foreign policy speech at the Lord Mayor's banquet in London, Mr. Browns said,

'When Britain is bold, when Britain is engaged, when Britain is confident and outward-looking, we have shown time and again that Britain has a power and an energy that far exceeds the limits of our geography, our population, and our means.

'As a nation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optimistic about our prospects: let us be confident in our alliances, faithful to our values, determined as progressive pioneers to shape the world to come.

'I believe that Britain can inspire, challenge and change the world.

'And to do so we must have confidence in our distinctive strengths: our global values, global alliances and global actions; because with conviction in our values and confidence in our alliances, Britain can lead the way in this construction of a new global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