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克拉克勲爵 (Kenneth Clark) 在他的傳世之作《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 裡説，文藝復興時代，那些令翡冷翠成為歐洲最富裕城邦的羊毛商人、銀行家、虔誠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住在幽暗堅固的大宅裡。那些大宅足以防御經常發生的氏族 爭鬥和動亂，但人們也許不明白，置身那些冷冰冰的大宅之間，有一座輕盈俐落的小聖堂 —— Pazzi Chapel，跟它之前的歌德式教堂巨大無朋，有着天壤之别。為甚麽有這樣的轉變？克拉克勲爵認為可以用古希臘哲學家 Protagoras 的一句話予以總結 ——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 人是萬物的尺度。

Pazzi Chapel 由 Brunellesco 設計，他是有名的人文建築家，但一個時代的建築風格，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來。這種簡單而大小恰到好處的建築，正是「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一個見証。經歷 了羅馬和歌德時代的巨型建築，到了文藝復興，人終究明白，建築不是給神用的，而是給人自己用的，因此建築物的規模大小必須符合人所需要。文藝復興的現實主義者澄明的頭腦裡，没有渴望高不可攀的大教堂，而選擇了如像 Pazzi Chapel 精緻舒服的小聖堂。

Protagoras 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意思來自他本是一個相對主義者，認為世上没有絕對的對與錯，個人就是量度一切的尺度，個人可以决定一切的對或者錯。但正正也由於這樣， 人類也就是萬物的尺度 —— 因為我認為人類渡過了黑暗時期，他們的建築、繪畫、行事都反映一個實在的文明，一個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本的時代，這是人個人的選擇。

克拉克勲爵對文明的探視終於六十年代，正值蘇聯和西方冷戰的高峰，西方有可能再次經歷野蠻人攻入羅馬，文明命懸一綫的命運，所以他對文明世界的未來結論有點悲觀。當代人對克拉克經過的文明軌跡，已經不以為然，認為他「老餠」，認為他只有狹隘的西方歷史觀，只有西方的學識，西方的藝術，西方的潮流才能成就豐富的文明，才可拱拖心智生命。藝術評論家高凌斯 (Mathew Collings) 更伸延那位蘇格蘭的藝術史家的文明之路到二十一世紀，創造了《這就是文明》(This is Civilization)，對文明作出不同的解讀。這個時候，重温 Civilisation，看人類文明的堀起，理解人怎樣成為萬物的尺度，我從不覺得他過時。

 Ma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