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勲爵 (Kenneth Clark) 在他的傳世之作《文明的軌跡》(Civilisation) 裡説,文藝復興時代,那些令翡冷翠成為歐洲最富裕城邦的羊毛商人、銀行家、虔誠的現實主義者,他們住在幽暗堅固的大宅裡。那些大宅足以防御經常發生的氏族 爭鬥和動亂,但人們也許不明白,置身那些冷冰冰的大宅之間,有一座輕盈俐落的小聖堂 —— Pazzi Chapel,跟它之前的歌德式教堂巨大無朋,有着天壤之别。為甚麽有這樣的轉變?克拉克勲爵認為可以用古希臘哲學家 Protagoras 的一句話予以總結 ——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 人是萬物的尺度。
Pazzi Chapel 由 Brunellesco 設計,他是有名的人文建築家,但一個時代的建築風格,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來。這種簡單而大小恰到好處的建築,正是「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一個見証。經歷 了羅馬和歌德時代的巨型建築,到了文藝復興,人終究明白,建築不是給神用的,而是給人自己用的,因此建築物的規模大小必須符合人所需要。文藝復興的現實主義者澄明的頭腦裡,没有渴望高不可攀的大教堂,而選擇了如像 Pazzi Chapel 精緻舒服的小聖堂。
Protagoras 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意思來自他本是一個相對主義者,認為世上没有絕對的對與錯,個人就是量度一切的尺度,個人可以决定一切的對或者錯。但正正也由於這樣, 人類也就是萬物的尺度 —— 因為我認為人類渡過了黑暗時期,他們的建築、繪畫、行事都反映一個實在的文明,一個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本的時代,這是人個人的選擇。
Pazzi Chapel 由 Brunellesco 設計,他是有名的人文建築家,但一個時代的建築風格,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來。這種簡單而大小恰到好處的建築,正是「人是萬物的尺度」的一個見証。經歷 了羅馬和歌德時代的巨型建築,到了文藝復興,人終究明白,建築不是給神用的,而是給人自己用的,因此建築物的規模大小必須符合人所需要。文藝復興的現實主義者澄明的頭腦裡,没有渴望高不可攀的大教堂,而選擇了如像 Pazzi Chapel 精緻舒服的小聖堂。
Protagoras 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意思來自他本是一個相對主義者,認為世上没有絕對的對與錯,個人就是量度一切的尺度,個人可以决定一切的對或者錯。但正正也由於這樣, 人類也就是萬物的尺度 —— 因為我認為人類渡過了黑暗時期,他們的建築、繪畫、行事都反映一個實在的文明,一個有尊嚴的社會,一個人本的時代,這是人個人的選擇。
克拉克勲爵對文明的探視終於六十年代,正值蘇聯和西方冷戰的高峰,西方有可能再次經歷野蠻人攻入羅馬,文明命懸一綫的命運,所以他對文明世界的未來結論有點悲觀。當代人對克拉克經過的文明軌跡,已經不以為然,認為他「老餠」,認為他只有狹隘的西方歷史觀,只有西方的學識,西方的藝術,西方的潮流才能成就豐富的文明,才可拱拖心智生命。藝術評論家高凌斯 (Mathew Collings) 更伸延那位蘇格蘭的藝術史家的文明之路到二十一世紀,創造了《這就是文明》(This is Civilization),對文明作出不同的解讀。這個時候,重温 Civilisation,看人類文明的堀起,理解人怎樣成為萬物的尺度,我從不覺得他過時。
Man: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